辛弃疾墓

杨立坤

气节乃生命之脊梁、民族之魂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排除万难、压倒敌人所依仗的重要精神气质。从陈康伯“大臣与国存亡，虽死安避”到辛弃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从谢叠山“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回，英华果锐之气不可以威夺”到方志敏“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忠贞爱国、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他们之间传承有序，在江西上饶这片土地上追溯有源。今天（8月21日）恰逢方志敏诞辰125周年纪念日，笔者且从千年一脉的民族气节谈起，讲述陈康伯、辛弃疾、谢叠山到方志敏等先贤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为后人树立起崇高的历史责任和博大的家国情怀。

陈康伯为抗金烧毁皇帝诏书

陈康伯（1097－1165），字长卿，江西弋阳人。历任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宰相。在金军不断南下攻宋的紧急关头，他力排众议，力主抗金，力挽狂澜，打击了金人的嚣张气焰，保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评价道“保宋之帝者，寇准也；延宋之帝者，陈康伯也。”1161年，金朝皇帝完颜亮撕毁盟约，率六十万大军南下入侵。大敌当前，陈康伯毫不畏惧，他态度坚决：“不谈和与守，只论如何战。”当看到宋高宗犹豫不决时，陈康伯进言：“金敌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圣意坚决，则将士之意自倍。”当年九月，金人渡过淮河。随着淮南沦陷的消息传来，整个临安城都处于一种不安之中。许多大臣纷纷安置家眷，准备逃亡，宋高宗甚至想到海上躲避。陈康伯认为，宋高宗如同抗金的一面旗帜，旗倒则心倒，必须进一步坚定其信心。为此，陈康伯特地将弋阳的家人接到临安，表达誓死与帝都共存亡的决心。他下令，临安各城门开关如常，以安定民心；他还找时间故意解衣置酒，饮啖自如；为激发士气，他建议宋高宗御驾亲征，并代皇帝拟好《亲征诏》。这些举措，让宋高宗惊慌的内心稍稍得以平静，但还是不敢答应亲征。随着形势演变，宋高宗甚至下了一道“如敌未退，散百官。”的手诏。陈康伯读完皇帝手诏，立即将诏书烧毁，对宋高宗说：“与其散去百官受辱，不如孤注一掷亲征。”陈康伯竭力争取下，宋高宗最后勉强答应御驾亲征。随后，宋金双方在采石矶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水战，宋军以1.8万人打败17万金军。这也是南宋抗金战斗中极少的几次大胜仗之一。而这次胜利，与陈康伯运筹帷幄之中的科学决断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过人胆识是密不可分的。

辛弃疾为陈康伯文稿题跋并自称“门生”

南宋绍兴末年，天子北伐，一时诏檄，多出陈康伯之笔，读后令人深受鼓舞、感愤流涕，同仇敌忾、斗志倍增。嘉泰四年（1204）三月，陈康伯之孙陈景思请辛弃疾为绍兴辛巳年（1161）陈康伯执笔的宋高宗《亲征诏》作跋文。辛弃疾读后深感文如其人，忠义激烈。联想到自己南渡四十多年来满腔热忱无人领会、恢复大计遥遥无期，辛弃疾悲从中来，一气呵成：“使此诏出于绍兴之初，可以无事仇之大耻；使此诏行于隆兴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诏与此虏犹俱存也，悲夫！”并直接落款“门生辛弃疾拜手谨书”。一声“门生”，道出了辛弃疾感激当年南归时陈康伯的知遇之恩，道出了对檄文慷慨陈词和坚定意志的由衷敬佩，更道出了两位抗金志士的师承关系。辛弃疾青年时即在山东老家参加抗金。1162年，以五十人规模的敢死队，潜入有五万之众的金兵大营，擒拿杀害首领的叛徒张安国，然后飞奔出营，昼夜不停，把张安国送交南宋朝廷正法。“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这次有胆有谋的壮举，让23岁的辛弃疾一夜天下知，天子三叹息。时任左仆射的陈康伯对辛弃疾的壮举也非常欣赏。当得知朝廷只授予他儒林郎时，陈康伯直接向皇帝建议改任辛弃疾为承务郎。因为当时儒林郎只是选人涯阶，而承务郎以上官序才谓之京官，日后方有显达。“且举主各有格法限员，故求改官奏状最为艰得，如得，则称门生。”辛弃疾虽被解除了武装，被派往江阴军做签判，并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为守臣，但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主张始终伴随其一生。

谢叠山披肝沥胆为辛弃疾奔走雪冤

辛弃疾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但“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直到去世26年后（1233），才被追赠光禄大夫，令许多仁人志士都为他叫屈。因为辛弃疾在当时极大地唤起了有识之士的战斗精神，他的民族气节影响深远，使得谢枋得（号叠山）也成为辛弃疾的忠实膜拜者之一。谢叠山生活在宋、元之际社会动乱的时代。1226出生于辛弃疾晚年居住的信州属地弋阳县，其伯父谢徵明是辛弃疾的门生。五岁时，谢叠山即从谢徵明口中熟听了辛弃疾的英雄事迹，十六岁时，他读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论》等奏章，更加钦佩，认为辛弃疾是西汉卫青、霍去病一样的人物。咸淳七年（1271），蒙古改国号为元。当元军长期围攻襄、樊，南宋国运垂危之秋，时任馆阁校勘的谢叠山等十八位义士专程聚会铅山金相寺祭奠辛弃疾，立誓要以稼轩为榜样，发扬忠义爱国精神，以实际行动拯救国家于危难。其间，谢叠山挥笔撰就《祭辛稼轩先生墓记》，盛赞辛弃疾“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认为如果辛弃疾“生于艺祖、太宗时，必旬日取宰相”，对辛弃疾一生怀才不遇、遭受不公，深感惋惜。发誓如果见到皇上，一定“披肝沥胆以雪公之冤……然后录公言行于书史，昭明万世，以为忠臣义士有大节者之劝”。经谢叠山一再申请，德祐元年（1275），宋恭帝对辛弃疾的追赠由“光禄大夫”改为“少师”，谥号“忠敏”。

方志敏从叠山书院开始探求真理

谢叠山以身明志后，为纪念恩师，其弟子虞舜臣于元皇庆二年（1313）择地建了“谢文节公祠”。1317年，经浙江行省奏请朝廷改为叠山书院。在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曾慕名前来参观，亲书“叠山书院”匾额。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叠山书院改为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成为方志敏、邵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知识、探求真理的地方。儿时的方志敏就是在这里知道了谢叠山的“家国大义”，林则徐的“自省自强”，也明白了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1916年秋，方志敏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深受爱国精神影响，立志报效祖国。在校期间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1919年夏，与邵式平等发动组织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带着在叠山书院滋养与栽培，方志敏革命种子越显勃发。1919年秋，他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方志敏在其著作《可爱的中国》中曾回忆道：“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知识渐开，渐渐懂得爱护中国的道理。”

远眺叠山楼，俯瞰信江水。700余年过去了，这座以谢叠山命名的古老书院以其涵养的人间正气，传承的家国情怀，早已成为滋养这座城乃至中国的精神养分，更是砥砺方志敏等革命先辈的为信仰坚定前行的源头活水。千年一脉，薪火相传。今天我们有幸见证陈康伯、辛弃疾、谢叠山、方志敏等先贤精神风骨和民族气节的有序传承，相信未来这些精神还将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持续迸发延绵不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