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有梅

过寿元桥往北，长乐河的沿河一带有满是水杨树的林子。水杨树上很私密地隐着一些鸟巢。鸟叫声松松软软的，像它们用水杨树上的干苔藓拢成的巢一样。鸟儿每叫一声，似乎就有一片树叶子变得松软，然后落下来计数。水里的鱼透过清亮亮的河水，每瞅见落下一片树叶子，便吐一个泡泡，算是互相地应答了。树叶总也落不尽，鱼的泡泡便总也吐不尽。我怀疑鱼和树叶正在不知羞耻地打情骂俏。因为它们似乎毫不在意老公社楼旁电线杆子上的广播喇叭声。那喇叭像一位面目端庄刻板的女人，朝村庄泼下义正词严的洪水。

在义正词严的洪水里，老公社楼立得格外笔直，挤在这逼仄的水杨树林子里。墙上的大红标语被水杨树的叶子映得一年四季发绿，仿佛水杨树的叶子悄悄长成苔藓，巴结到那红字上面，抠也抠不下来。

父亲花三千四百元钱买下老公社的办公楼。我就被他和他的妻子抱进了这栋写满红色标语的小楼。大门推开时，竟然吱吱呀呀地唱起歌来。我扭头听了很久，直到被他的妻子抱进了黑魆魆的厨房。厨房里没有歌声，只有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燎。

大门正上方工工整整地写着五个醒目的大字，横平竖直的美工字在红色油漆的填充下显得格外威严。两旁的方石墩表面粗糙，在无数风雨中依旧保持着横平竖直的傲慢。我把所有的破盆装满土，堆砌上去种花。每天清晨，我一起床，都要去看一眼花苗是不是破土而出。花苗顶着绿色的脑袋，从土里钻出来，就像方石墩长出了新芽，叫人稀奇。夏天，下过雨的傍晚，长乐河上的天空起了晚霞，村庄里彩色的公鸡和红色的蜻蜓，以及绿色的金刚虫，都来石墩子下唱歌。门前弥漫着很好闻的泥土气息。

父亲说，除了读书，都是不正经的，方石墩上的花盆被父亲扫荡一空。从此，方石墩旁没有了歌声，居然连苔藓都不敢生长。

进门右边，泛白的淡蓝色房门上赫然写着“办公室”几个字，那字不如外墙上的大字工整，像是稻草秆子蘸着红漆描上去的。推开门，就能见到一张做工精美的木床。父亲是个手艺人，他总在新刨的檩子上弹起墨线，然后骄傲地说，要开始新的生活。然后，他就哼起了歌，摇头晃脑地吹起口哨。

穿过正厅，就是一个套房，外间罗列着父亲的木匠家什。里间是我和姐姐的“蜗居”。这是一间有睡意的巢，粉色写字台和书柜，叫村庄的孩子们羡慕。姐姐在台灯下背课文的样子，很古板，像修女闭眼做着祷告。我把手抄的歌词和各种贺卡塞满了粉色的书柜，好像这样才配得上书柜的粉色。我把磁带塞进三用机里，三用机就流淌出蜜一样的歌声。

正厅西北面的房门上整齐地排列着“机房重地，闲人免入”两行字。每每路过这扇门，我总能感到一丝神秘的压迫感，每一扇门后，都抄录着一段语录。父亲认为我犯了错，就把我拎到门背后，让我面对语录默默思过。我觉得无聊，轻轻地叩击门板。门板后的蜘蛛惊慌失措地爬过来跪下求饶，看着它们八条腿跪下来的滑稽样子，我忍住笑了。我扭过头，看窗外千竿万竿的竹子，在风声中呼啸歌唱，索索有声。草丛里的虫子也忍不住哼哼唧唧地叫唤起来。

无数新陈代谢的竹叶打着旋儿落下，林下的鸡鸭似乎怕被手术刀样的竹叶打破了头，举着翅膀投降似地慌忙逃窜。我终于没有忍住笑。姐姐朝着门外大喊：爸爸，爸爸，妹妹笑了。

竹林的歌声屏蔽了姐姐稚嫩的嗓音，父亲的妻子正在厨房里炒菜。勾芡过红薯粉的猪肉片被滚油荡得吱吱乱叫。哪里有空理会我们呢。那些宏大细切的歌声都涌进了“机房”，在“机房”里放广播，整个房子都震颤和摇滚起来。

“姐姐，姐姐，快看，房子在唱歌呢。”我冲着外面大喊。姐姐还在像修女一样地做着古板的“祷告”。父亲依旧在大门前的泥地上古板地刨着檩子。

“吱呀——”我把老旧的木板窗子打开，老房子决定把自己的新鲜丰富的歌声向陈旧的村庄广播。这歌声透着青苔的绿色和栀子花的香味，燕子掠过窗户，蜻蜓飞进来了，金刚虫闯进来了，彩色的公鸡叫声钻进来了，阳光踅摸进来了，长乐河也无声无息地流淌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