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余干县梅港人。他一生淡泊自处，自甘寂寞，远离官场，绝意仕进，致力教育，从教20余年，先后在余干县创办了南谷、礼吾、碧峰等书院，两次出任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重建了白鹿洞书院的各项制度，制定了影响深远的《续白鹿洞学规》，被称为“明代醇儒”。万历十三年（1585），胡居仁去世百年之后，被朝廷诏令从祀孔庙。从祀孔庙是古代学者的最高荣耀，整个明代能够享此殊荣的只有胡居仁、薛瑄、陈献章、王阳明四位学者，可见胡居仁的人品与学术地位之高。

胡居仁从小天资聪明，过目成诵，久而不忘，是有名的“神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两人闲聊，适逢胡居仁经过，其一指着胡居仁说：“此儿神童也。”另一个鄙夷地笑着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胡居仁听了，当即回敬道：“想公小时，必了了焉！”顿时，羞得那人无地自容。

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21岁的胡居仁来到抚州崇仁县，拜崇仁学派创始人吴与弼为师。受吴与弼的影响，胡居仁放弃了为科举考试的记诵词章之学，绝意科举仕途，而专心于程朱学说，立志成圣成贤。离开吴与弼之后，胡居仁回到家乡，在余干先后创办了礼吾书舍、南谷书院，开始了讲学授徒、教书育人之路。因他治学严谨，教导有方，四方学子慕名从学者日益不绝。

成化四年（1468），胡居仁担任白鹿洞书院的院长，主持白鹿洞书院讲学。成化十六年（1480），胡居仁再次入主白鹿洞书院。胡居仁两次出任白鹿洞书院院长，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高峰。胡居仁入主白鹿洞书院后，广罗贤俊，倡导士风，培养士习，在讲学之余，还制定了《续白鹿洞学规》六条。这是继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影响最大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

胡居仁多次会讲于弋阳龟峰、余干之应天寺，开明代会讲之先河。胡居仁与娄谅等人创立的“余干之学”这一学派，是当时名闻于时的一大理学门派，把程朱理说向着专讲心性道德、追求士大夫道德人格的方向发展，不再致力于对宇宙本体的探讨和庞大思想体系的建立，而是重视“为己”之学，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心灵的富足，努力把理学家们成圣成贤的人格修养理论变为个人的道德实践，笃志力行，表现出注重思考、重视道德践履的倾向，躬行践履成为“余干之学”普遍奉行的方向。

胡居仁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他认为读书首先要有正确的目标和志向，教导学生要“学以为己，勿求人知”，学习是为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成为圣贤，而不是为谋取功名利禄。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读书要持之以恒，要有毅力与恒心；读书更要强调躬行实践，笃志力行。他总结出的读书 “立志”“渐进”“恒心”“践行”八字要诀，对当今的教育、读书仍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胡居仁以高尚的品格和操守，成为明初“道学”学者之典范，以其正直的人品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受到晚明学者的普遍尊崇。《明史·胡居仁传》赞誉他：“居仁暗修自守，布衣终其身，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认为“明初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是明初恪守朱学最醇的学者，被称为“明代醇儒”。明代万历十三年（1585），在他逝世百年之后，胡居仁被从祀孔庙，并追谥“文敬”，享受到了封建时代一个儒家学者的最高礼遇。清代蔡文勤更称誉胡居仁为一代儒宗，评价他：“敬斋先生一布衣耳，岿然独立，蔚为一代儒宗，遂至从祀庙庭，享食百代。”

胡居仁留下了《居业录》和《胡敬斋文集》等著作。《居业录》是胡居仁讲学时留下的语录，共八卷，一千一百九十九条。《居业录》被视为道学正宗，受到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明代杨畏轩在《居业录序》中评价该书：“其言精确简当，亦粹然出于正者。《读书录》之外，所见惟此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其褒崇有加，评价道：“所著《居业录》，至今称道学正宗。”

                                                                                          （记者 操园官）